译文
往年，我乘船南下，停泊在汴水边，逆风刮了三天，黄沙阵阵扑面。
船上的舟子都劝我去向僧伽寺祈祷，果然，一炷香还未烧尽，旗子已哗哗向南舒卷。
船走得快如飞箭，转眼间长桥失去了踪影，到龟山还不到吃早饭的时间。
最高尚的人从不厚此薄彼，我呢，满足了自己的私心，为得到顺风而欢欣。
耕田的人要下雨，收割的人要晴天；离去的人要顺风，来的人又对逆风抱怨。
如要让人人祈祷都如愿，老天爷岂不是一天要万化千变？
我如今自身与世俗两不相关，去没有什么追求，来也没什么留恋。
能走得快些固然很好，走不了也无所谓不便。
每次到这里都去求神，神一定也感到厌倦。
往昔韩愈诗所说拔地三百尺的高塔，如今见到的已不是澄观苦心经营所建。
僧伽塔啊，你若不嫌我带来的俗尘玷污了你的丹梯，请让我登上你，饱览群山环绕下的淮河两边。
注释
⑴泗州：今江苏盱眙东北。僧伽（qié）：唐高僧，西域何国人，俗姓何。龙朔初入中原，卒葬泗州，建塔供养，即僧伽塔。
⑵汴：汴河，在徐州合泗水东流入淮。
⑶旗脚转：指改变了风向。
⑷长桥：在泗州城东。
⑸龟山：在泗州东北的洪泽湖中。传大禹治水获无支祁，镇于此。
⑹至人：道德修养达到最高境界的人。这里指僧伽。
⑺便：便利。
⑻刈（yì）：收割。
⑼遂（suì）：如愿，顺意。
⑽悠悠：遥远莫测。
⑾“退之”二句：指韩愈《送僧澄观》诗。僧伽塔遭水漂火焚，贞元十五年由僧澄观重修，为著名建筑师喻浩所设计。韩愈诗纪建塔始末，中云：“清淮无波平如席，栏柱倾抉半天赤。火烧水转扫地空，突兀便高三百尺。影沉潭底龙惊遁，当昼无云跨虚碧。借问经营本何人，道人澄观名藉藉。”澄观，唐代名僧，曾重建僧伽塔。
⑿俗士：出家人目中的普通人，是作者自指。丹梯：指塔中的梯子。
⒀淮甸：指淮河一带地区。甸，城外名郊，郊外名甸。
问：《泗州僧伽塔》的作者是谁？
答：泗州僧伽塔的作者是苏轼
问：泗州僧伽塔是哪个朝代的诗文？
答：泗州僧伽塔是宋代的作品
问：我昔南行舟击汴，逆风三日沙吹面 出自哪首诗文，作者是谁？
答：我昔南行舟击汴，逆风三日沙吹面 出自 宋代苏轼的《泗州僧伽塔》
问：我昔南行舟击汴，逆风三日沙吹面 的下一句是什么？
答：我昔南行舟击汴，逆风三日沙吹面 的下一句是 舟人共劝祷灵塔，香火未收旗脚转。
问：出自苏轼的名句有哪些？
答：苏轼名句大全
苏轼工于七古，汪洋恣肆，妙设譬喻，直逼唐代李、杜，同时又在记事写景中恰到好处地穿插说理，倾诉心情，语词往往诙谐风趣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，被公认为宋代第一作手。这首《泗州僧伽塔》诗，很能代表苏轼七古的风格。
“身世悠悠”等语，反映他当日心情；但其中较多地讲的是祷风于神的事。妙在即事说理，灵巧地揭露了神灵之虚妄，“寄妙理于豪放之外”。
这首诗先写昔日（治平三年（1066）护父丧归蜀）南行过泗祷风于神，有求辄应的事。“逆风三门沙吹面”，极写风阻之苦；“香火未收旗脚转”，极写风转之速；“回头顷刻失长桥，却到龟山朝饭议”，极写风转后舟行之快。诗说自己的船在这里受阻，听从舟子的劝说，去向僧伽塔祈祷，果然“香火未收旗脚转”，变了顺风，得以顺利前进。梅尧臣《龙女祠祈风》：“舟人请余往，山庙旗脚转”，“长芦江门发平明，白鹭洲前已朝饭”，写在苏轼诗前，苏诗构思当受梅诗影响。苏诗写得生动流畅，胜于梅诗。
特到值得注意的是：他并不因祷风得遂而赞颂神灵之力；相反，他却由此发出一通否定神力的议论。“至人无心何厚薄”，看来好象抬高神沸，实则目的在于“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”。因为道家以“至人无己”为修养的最高境界；而佛家讲“无人我相”，也是以“无心”为妙谛的。既本“无心”，即当无所厚薄；而“有求必应”，就不是“无我”而是有所厚薄了。妙在并不点破，反而说“我自怀私欣所便。”这意思是说，当时得风而欣喜，不过是自己私心，而神佛本来并无厚此薄彼之意。就行船来说：南来北往，此顺波逆，“若使人人祷辄遂”，风向就要一“日千变”了。这是一个极寻常的眼前事实，但从来无人从这里想到神佛之妄。孔灵符《会稽记》所言樵风泾故事，是讥“人心不足”的，与苏拭用意并不相同。“耕田欲雨刈欲晴”，是用来为下句作警。后来张耒在《田家词》中把它加以铺写，但归结为“天公供尔良独难”，亦显与苏轼原意相悖，点金成铁。用比较法讲古诗，不应看其形式之似，还应就作者用心细加区析。
宗教，总是宣扬神力，鼓吹以祷祀求福佑的，所以苏轼这一点破是很有意义的。苏轼早年便认为“天人不相干”（《夜行观星》）其对佛、道，只是取其“至人无心”，超然自得，并非迷信；他后来一些求雨祷雪之诗，大抵皆视神灵如朋友，以“游戏于斯文”（黄庭坚语）。以前后之作例之，苏轼不信神佛是有思想墓础的。既有这样思想基础，又善于捕捉形象，且带着感情说话，故能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，寄妙理于豪放之外”。一个很深奥的哲理命题，他写得如此生动有趣，这是很不容易的。
接下去，用“我今”与“我昔”相对照；但如径直地写今日求风不遂，那就平弱了。他且不言风，而说心倩。“身世两悠悠”，就是陶渊明在《归去来辞》中讲的“世与我而相遗”之意，亦即是说：世俗既不能了解自已，自己也不肯降心从俗。这是由于与王安石“议论不协”而引起的。就事论事，苏轼当时对新法认识不足，他后来也承认这一点。诗中好在一带而过，措词也还有分寸。正由“身世悠悠”，所以来去无心，去留任便，因而得行固好，留亦“不恶”。自己对去留无所谓，神也就懒得应其所求。明明是求风不验，却说“神亦倦”，给神开脱，语极微婉。明明由“议论不协”，心情苦闷，却“极力作摆脱语”（纪昀评语），不失豪放本色。这诗中有些话是很不容易措词的，他能说得如此明朗、如此自然、如此有趣，“纯涉理路，而仍清空如话”（纪昀评语），其驾驭语言的能力是很强的。“层层波澜，一齐卷尽，只就塔作结”，洵属“简使之至”（纪昀评语）。但“简便”也不是简单。他用“退之旧云三百尺”（韩愈《赠澄观》诗）凌空插入，笔势奇妙。僧伽是高僧，塔为喻浩设计的著名建筑（见《中山诗话》），其中有很多可写的话，他只用“澄观所营再修今已换”一语，将其一带而过，很快转入登塔看山。“百尺”“丹梯”，“群山”在望，着墨不多，境界开阔，且与上文“留不恶”遥遇相应，结构绵密。“无心”于仕途得失，有意而于大好河川，襟怀之豁达、趣味之高尚，皆意余言外。正由豁达豪迈，才敢于否定神权；复由其观察入微，“刻决入里”，故深探妙理，趣味横生。“姑知豪放本精微，不比凡花生容慧”（苏轼《题吴道子画》），可谓“夫子自道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