卜居

【赏析一】
　　本篇究竟为谁所作，学术界有争议。自王逸《楚辞章句》明确地说“《卜居》者，屈原之所作也”之后，直到晚清，一般学者对此并无疑义。崔述《考古续说·观书余论》则对此说断然翻案：“《卜居》、《渔父》，必非屈原之所作。”五四运动以来的《楚辞》研究者，如郭沫若、游国恩、陆侃如等均张其说。郭沫若就说：“《卜居》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作品。”(《屈原赋今译》)我们认为，王逸的说法和今人的说法并不矛盾，只是他们以各自所处时代的观点看问题罢了。先秦西汉人作文著书，往往不题作者姓名，现在所传先秦古籍的作者，大多是后人加上去的。而且那个时代特别讲究“家法”，“所谓家者，不必是一人之著述也，父传之子，师传之弟，则谓之家法。”(余嘉锡《四库提要辨正》)推断其学出于某人，即署其名。《管子》、《晏子》、《吕览》等书多载作者死后之事，都属于这种情况。王逸以为《卜居》为屈原所作，是因为该篇真实地反映了屈原的思想情感，至于它是否是屈原亲手所著，这不是他关注的问题。因此，王逸说《渔父》是屈原所作，但他在《渔父章句》的下文又说：“屈原放逐，在江湘之间，……渔父时遇屈原川泽之域，怪而问之，遂相应答。楚人思念屈原，因叙其辞以相传焉。”这种今人看来前后矛盾的话，王逸并不以为是矛盾。汉人认为《卜居》是屈原所作，因为该篇出于屈子之学。今人否认屈原所作，是因为该篇的表达形式不像屈原亲手写定。至于屈原问卜的事到底是事实还是假托，恐怕不是主要问题。今人多以为司马迁的《屈原列传》把《渔父》的问答作为一个情节过程来叙述，王逸的《楚辞章句》把《渔父》、《卜居》都作为事实来看待，是牵强附会。但是，既然两篇为“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”所作，那么，他们当然知道屈原的行事了。而且问卜的事在屈原其他作品中也有反映。因此，说这不是事实，而是一种艺术手法，恐怕有以今人的创作方法衡量古人的嫌疑。
　　本篇以“卜居”名篇，蒋骥《山带阁注楚辞》说：“居，谓所以自处之方。”自处之方，就是篇中所讲的“何去何从”。古人以占卜决疑，“卜居”是说通过占卜来解决自己该采取怎样的态度来对待现实社会。本篇一开始叙述屈原问卜时，说他“心烦虑乱，不知所从”，似乎屈原心态极端矛盾，不知选择哪条人生之路。可是，如果我们一口气读完那十六个排比疑问句，以及那义愤填膺地对黑暗现实的控诉，我们就会明白，诗人正是用问句的形式对比正反两方面的人生之路。作者的选择取舍，一目了然。他的问卜并非想求得一种答案，在全部疑问中，求得“何去何从”的意向并不强烈。相反，诗人用比喻和象征的说法区分强调善恶美丑的冰炭不容，表现对美善的坚执和对丑恶的弃绝。《卜居》中所流淌的屈原的情感，正是选择的痛苦和选择之后的痛苦。正如蒋骥所说：“《卜居》本意，盖以恶既不可为，而善又不蒙福，故向神而号之，犹阮籍途穷之泣也。”而王逸以为“卜己居世何所宜行，冀闻异策，以定嫌疑”，则是没有抓住本篇主旨的误解。朱熹认为是“屈原哀悯当世之人，发其取舍之端，以警世俗”(《楚辞集注》)，也与大旨不十分贴切。本篇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，开头和结尾的叙述，完全是散文的写法，中间用骈偶和散行句参错组成，用韵也较为自由，它是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一种新体裁，是“不歌而诵”的汉赋的先导。　（伏俊连）
【赏析二】
人生选择的孤傲和哀愤——读屈原《卜居》
　　《卜居》和《渔父》，都记述了屈原对人生道路的坚定选择，显示了一位伟大志士身处黑暗世道的铮铮风骨。也许因为构成全文主体的，乃是诗人自己言论的缘故吧，后世往往又直指其作者为屈原。
　　即使是伟大的志士，也并非总是心境开朗的。不妨可以这样说：正是由于他们的个人遭际，关联着国家民族的命运，所以心中反而更多不宁和骚动。其痛苦、愤懑的抒泻，也带有更深切的内涵和远为强烈的激情。
　　屈原正是如此。当他在《卜居》中出现的时候，已是强谏遭斥、远放汉北的“三年”以后。“忠而被谤”，能无哀愤？“既放”在外而找不到报效家国之门，能不痛苦得“心烦虑乱，不知所从”？本文开篇描述他往见郑詹尹时的神思萧散之状，正告诉读者：一种怎样深切的痛苦和骚动，在折磨着这位哲人的心灵。
　　这痛苦和骚动的展开，便是构成全文主体的卜问之辞。篇目题为“卜居”，可见卜问的是有关安身立命的大问题。而当诗人发出“宁……将……”的两疑之问时，显然伴随着对生平遭际的庄肃回顾。因而诵读这节文字，只有联系屈原的崎岖经历，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其间的情感推涌和涨落。
　　“吾宁悃悃款款（勤苦忠厚貌）朴以忠乎？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？”这庄严的回顾，似于是从青年时代的修身立业开始的。思绪悠悠却又突兀而问，平静中带着自信，突兀中夹几分焦虑，表现的是一种志在兴邦，而急于有所作为的青年之思考和选择。接着的“吾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？将游大人（权贵）以成名乎？”则又情绪激昂起来，于自信中汩汩涌腾出一派傲气——正如屈原在《桔颂》中就骄傲表述的，他“苏世独立”、“廓其无求”，誓志靠自己的“力耕”，来实现“诛锄”天下“草茅”的壮愿，而决不愿向腐朽的权贵攀附、折腰！这便是青年屈原，在踏上楚国政坛前夕所作出的人生选择。这与当时的许多纨袴子弟，为了实现个人对名位、富贵的企盼，而奔走钻营于王公大人府邸，构成了何其鲜明的对比！
　　到了“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”句的跳出，屈原的思绪，大抵已回顾到他担任楚怀王左徒时期。当时，诗人正以“乘骐骥以驰骋兮，来吾道夫先路”（《离骚》）的满腔热忱，投身于振兴楚国、改革朝政的大潮之中，同时也就与朝中的旧贵族势力发生了直接的冲突。卜问中由此滚滚而发的两疑之问，正成了这一冲突景象的惊心写照：一边是屈原的“竭知尽忠”，“入则与王图议国事，以出号令；出则接遇宾客，应对诸侯”（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）；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的“竞进贪婪”，不惜走后宫“妇人”（怀王之妃郑袖）的门路，以“哫訾栗斯”的阿谈献媚，换取权位和私利。一边是屈原“廉洁正直”，为楚之安危强谏怀王，甘冒“正言不讳以危身”之祸；一边则是贵族党人“突梯滑稽”（圆滑讨好）的巧言令色、颠倒黑白，向屈原施以中伤和谗毁。屈原的遭受迫害和被怀王暴怒“放流”，就正发生在这十数年间。当诗人回顾这一段遭际时，胸中便充塞了无量的悲愤。两疑式的发问，因此挟带着怫郁之气排奡直上，正如阵阵惊雷碾过云霾翻沸的夜天，足令狐鬼鼠魅为之震慑。两种绝然相反的处世哲学的尖锐对立，在这节铺排而出的卜问中，得到了鲜明的表现。
　　在如此尖锐的对立中，屈原的选择是孤傲而又坚定的：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条为国为民的献身之路，愿效“骐骥”的昂首前行和“黄鸽”的振翮高翥，而决不屑与野凫“偷生”、与鸡鹜“争食”！但这选择同时又是严峻和痛苦的，因为它从此决定了屈原永不返朝的悲剧命运。忠贞徙倚山野，邪佞弹冠相庆，楚国的航船触礁桅折，楚怀王也被诈入秦身死！处此“溷浊而不清”的世道，诗人能不扼腕啸叹？文中由此跳出了最愤懑、最奇崛的悲呼之语：“蝉翼为重，千钧为轻；黄钟毁弃，瓦釜雷鸣”——谗佞的嚣张、朝政的混乱，用“蝉翼”的变轻为重、“瓦釜”的得意雷鸣喻比，真是形象得令人吃惊！全篇的卜问以此悲呼之语顿断，而后发为“吁嗟默默兮，谁知吾之廉贞”的怆然啸叹。其势正如涌天的怒浪突然凌空崩裂，又带着巨大的余势跌落。其间该蕴蓄着这位伟大志士，卓然独立、又痛苦无诉的几多哀愤！
　　这就是构成《卜居》主体的卜问之辞，从形式上看，它简直就是一篇直诘神明的小《天问》。但由于《卜居》所问，均为诗人身历的现实遭际，其情感的抒泻就不像《天问》那般舒徐，而是与自身奋斗道路的选择、蒙谗遭逐的经历一起，沸涌直上、翻折而下，带有了更大的力度。其发问也不同于《天问》的一气直问，而采取了“宁……将……”的两疑方式，在对立铺排中摩奡震荡，似乎表现出某种“不知所从”、须由神明决断的表象。但由于诗人在两疑之问中寓有褒贬笔法，使每一对立的卜问，突际上都表明了诗人的选择立场。如问自身所欲坚守的立身原则，即饰以“悃悃款款”、“超然高举”、“廉洁正直”之词，无须多加探究，一股愿与慨然同风的正气，已沛然弥漫字行之间。对于群小所主的处世之道，则斥之为“偷生”、“争食”，状之为“喔咿儒儿”、“突梯滑稽”，那鄙夷不屑之情，正与辞锋锐利的嘲讽勃然同生。与对千里之驹“昂昂”风采描摹成鲜明对比的，则是对与波上下之凫“氾氾”丑态的勾勒——其间所透露的，不正是对贵族党人处世哲学的深深憎恶和鞭挞之情么？明睿的“郑詹尹”对此亦早已洞若观火，所以他的“释策而谢”，公然承认“数有所不逮，神有所不通”，也正表达了对屈原选择的由衷钦佩和推崇。
　　寓诗人的选择倾向于褒贬分明的形象描摹之中，而以两疑之问发之，是《卜居》抒泻情感的最为奇崛和独特之处。正因为如此，此文所展示的屈原心灵，就并非是他对人生道路、处世哲学上的真正疑惑，而恰是他在世道溷浊、是非颠倒中，志士风骨之铮铮挺峙。《卜居》所展示的人生道路的严峻选择，不只屈原面对过，后世的无数志士仁人千年来都曾面对过。即使在今天，这样的选择虽然随时代的变化而改换了内容，但它所体现的不坠时俗、不沉于物欲的伟大精神，却历久而弥新，依然富于鼓舞和感染力量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读一读《卜居》无疑会有很大的人生启迪：它将引导人们摆脱卑琐和庸俗，而气宇轩昂地走向人生的壮奇和崇高。　（潘啸龙）